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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一个亚洲政治家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道路

时间:2009-01-03 19:47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佚名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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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总统府一栋普通二层小楼,午时六点,窗外华灯初上、高楼星星点点;楼内窗明几净,没有窗帘,约50平方米的房间内只有三大件物品:办公桌、会客桌、三件套的沙发,简洁而不奢华。   整齐叠放着数十份文件的办公桌就倚在靠窗的边角,一副黑色边框眼镜安静地

  新加坡总统府一栋普通二层小楼,午时六点,窗外华灯初上、高楼星星点点;楼内窗明几净,没有窗帘,约50平方米的房间内只有三大件物品:办公桌、会客桌、三件套的沙发,简洁而不奢华。

  整齐叠放着数十份文件的办公桌就倚在靠窗的边角,一副黑色边框眼镜安静地躺桌边。1.78米的李光耀站了起来,温和笑了笑,“我刚刚去北京参加了奥运会的开幕式”。

  从海外观察者的角度来审视,回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时,这位85岁的老人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而在其身后的新加坡则亦是绕不过去的存在——新加坡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唯一由国家领导人明确要向之学习的国家。

  对1978年的中国而言,历史对75岁的高龄、第三度上台的邓小平赋予的历史使命是:排除来自保守派的阻挠,尝试对当时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谋求将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上。其时站在邓小平面前的,并没有现成的模板可言,一切都在试错的过程中。彼时,以华人为主体的三个经济体香港、台湾与新加坡就成为重要的外部引力,推动国内改革之局。

  在这三个经济体中,如果说香港与台湾主要在经济方面予以大陆助力,推动大陆在基建、交通、资讯、信息技术等产业领域与国际接轨的话,那么新加坡则在政治、经济及社会治理等的“国家层面”角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镜鉴,提供一个国家在发展道路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探索样本。

  30年前的11月,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北京出发,登上新加坡巴耶利巴机场,与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促膝长谈,“实用主义”的邓小平与“理性主义”的李光耀就中国未来改革的道路选择达成共鸣,邓小平将新加坡列为中国学习的榜样。

  再一次来自新加坡的互动是,继农村改革之后,1984年中国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并于是年第一次考察深圳经济特区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光耀则于随后的1985年造访深圳,探察中国建设经济特区的经验得失,并从此每年派员观察深圳改革动向;1990年中国受到西方的经济封锁,李光耀顶着巨大的压力造访中国,并于当年10月3日促成新中建交;1992年,在邓小平破除左右两派的争论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同时盛赞新加坡的发展模式,随后李光耀迅即访问中国,由是推动新加坡资金第二轮投资大陆高潮的形成,并促成了两岸第一次破冰的1993年“汪辜会谈”及苏州工业园的创建;2008年10月23日,李再度促成《中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首份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喻有泰山之重。

  在近门处会客桌旁的一张沙发坐了下来,李光耀将双手合十放于腰间,目光炯炯,岁月的年轮并未在他思考的轨道上留下碎石障碍,提起某件趣事时不禁哈哈大笑,间或配以坚定手势以加强言语的确定性。他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历史的某个时间、地点,30年间的细节信手拈来。

  这位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老人,以其毕生心智,“把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带到了第一世界”(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语),并在裕廊工业园区、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取得成功,而这些都将会成为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继续前行的重要经验财产。

  但是,中国今天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已经与30年前完全不同,改革开放带来的财富并没有惠至每一位国民,需要处理的问题也是堆积如山:经济改革还需要完善、社会改革有待继续、政治改革面临巨大压力,改革的攻坚性质包括重构现有的利益格局。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现今中国的基本市场制度已经确立,并且已和国际社会深深整合,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精神实质已经隐含到整个社会运转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为下一个三十年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石。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亲历者,李光耀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中国四代领导人均有交集,并与中国第二代至第四代领导人私交深厚。而从高层获取的信息到亲历一线的探知,中新两国经商文化的不同、制度及法律等层面的差异,李光耀身在其中,以一个局外者而言,更有许多闳远见解。

  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镜像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这是李光耀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评价。

  在1978年,历史赋予邓小平的任务是把中国引出计划经济的死胡同,并创建一种能容纳市场机制的新体制。但他执政之时已经75岁了,历史给他的时间很短暂。

  在随后邓小平的探路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先后历经数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伊始,建立包括深圳在内的四个经济特区进行试点,并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第二个阶段是伴随着邓小平的“南巡”讲话,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形成总体开放格局;第三个阶段为2001年跨入世贸组织大门,在世界共同的商业规则下融入全球经济。

  总体而言,中国的改革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外围后核心的改革策略,从而在很多方面形成了良性循环:改革造就初步的经济繁荣;初步繁荣支撑着改革继续深入;深入改革造就进一步繁荣;经济繁荣再支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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